[88]201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一步提出，在提供和扩大互联网接入时，必须采用基于人权的综合办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各国应制定和通过以普及和享受人权为核心的国家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
在当代以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45)参见杨馨馨：《中国当代司法政策短期化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7页。
而且，这种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治理好坏，更能彰显一国治理的水平和效力。(39)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291页。面对应急时期的矛盾解决诉求，司法政策更多地体现为能动型的政府管理体制而不是回应型的政府管理体制，(38)司法机关也相应地演化为政治机关实现公共政策的工具。⑨参见燕继荣：《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2页。首先，从法教义学角度看，司法政策本身定位不清是阻碍其运用实效的最直接原因。
(29)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39页[3]也就是说，该文所说的公权就是刑法上剥夺公权的公权，比公权的含义窄。特别是在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效益驱动的发展模式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但会对个人信息安全和利益造成潜在威胁。
在二阶的意义上，法理是被建构出来的，这意味着法理的共识性、动态性和开放性。③[美]丹尼斯·劳埃德：《法理学》，许章润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理解法律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其他社会因素，但泛法理时代过于倚重了其他社会因素。这些种类不是取自于现存的一些权威的康德著作里所列举出的自由。
(3)法理时代：法理时代意味着法理成为法哲学争论的核心议题，法理学的知识结构基本成熟，法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也相对清晰，并在法理学内部产生了立场各异的法理学流派，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理论争论是哈特与德沃金之争，及围绕这一争论所产生的一系列议题，比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推理的本质以及法理论的性质等。一是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促成元伦理学的诞生，也间接地塑造了法哲学的理论目标。
当前关于个人信息权利和被遗忘权是否成立的争论反映的正是权利价值和实践之间的沟通不畅。(29) (二)理性 理论内含着理性要求，法理也是理性之理。所以，法理是对非理想的现实法律实践的理想化阐释，形成了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力量。[德]施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姚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0页。
最后，在法理凝结阶段，法律背后的价值世界未充分开放，人们能够对法律进行价值评判，但难以提炼出关于法律之价值的法理。本文从外部视角对西方法哲学的法理概念进行分析和观察，这可以客观地呈现法理概念的提炼历程和完整结构。(23)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理概念出现得尤为频繁，比如美国最高法院经常会使用判决的法理这个词：本判决的法理只适用于实体法，至于程序法，联邦法院没有必要按照州法。法理的理性层面在证成信息权利上的具体体现是，信息权利的内涵需要在信息权利的道德意义和信息的社会经济效益之间达成理性的反思平衡，而非仅仅由信息实践的效益所决定。
第二，法理自身的二阶方法论反思能够缓解大量的实践争议对法理自身之地位的冲击。(15) 第四，法理学和法律实践在法理时代形成了更深层的互动。
克廷在将康德的契约道德理论运用到关于意外事故的侵权责任分配时指出：该理论用以描述意外事故的风险负担中所涉及的自由和安全的种类表明该理论是怎样通过与侵权实践相结合而被重新构建的。这意味着两点：第一，法理经由理论反思而从实践中提炼，最终被用来评价和指导法律实践。
因此，只要在理性上确定自然法的内容，法律的效力就得以确立。要么被视为对世界之哲学探究的一部分。德沃金对法哲学领域的二阶研究提出激烈批判，但并不成功。哈特提出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拉兹主张法律是权威性的实践理由，而菲尼斯则复兴了自然法，将法律视为面向共同善的实践理性机制。陈景辉教授认为宪法的本质是法律环境，并非部门法的总则。(13)虽然纯粹法理论面临基础规范的证立难题，但却强有力地突出了规范在法理学知识结构中的地位。
借助富勒所提出的法治基本原则，通过对每一项原则背后的法理内涵进行阐释，能够强化法治的理想意义，也能更好地指引实践。在法理时代，必然需要回应两个挑战：一是法理学在实践中的冗余，二是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关系的疏离。
(35)通过对西方法哲学历程中法理概念的凝结和提炼来看，法理的确具有一定的语境性，与法律实践的制度历程和思想文化背景紧密相关。法哲学讨论中充满了分歧，现实实践中也有大量的两难选择，给立法和司法造成困境。
在泛法理时代的边沁和奥斯丁的努力之下，法理学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但仍然受制于特定的伦理学背景，而且对法律本质的探讨更多是技术意义的，而非法理意义的，比如边沁在《论一般法律》中对法律的适用对象、客体和范围所做出的精细分析。其次，在前法理时代和泛法理时代，部门法实践整体上是不完备的。
实践事物的首要原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来自最终目的：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至福。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郭晔：《法理主题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2期。例如，权利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权利的道德意义体现为权利主体的特定利益或选择应当受到特殊保障。
虽然我们可以把边沁和奥斯丁视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但他们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法律实证主义观点。西方法哲学中充满了大量的理论学说和分歧，而且当代的法哲学家都在汲汲于寻找出路。
第二，法理与法律实践的互动促成了法理内涵的动态化，特别是在面对部门法的更新时，法理更应该做出及时的更新，以充实部门法法理。由此可见，法理时代是法理作为核心主题的时代。
但经由法理学的理论发展对部门法提供指导，是两千年来的思想传统。法理是符合自然理性的，法理能够经由理性推演而得知，并且据此可以判断法律的内容是否正当。
二战之后，国际和国内法律秩序重建，哲学经历复兴，促成了法理学研究的复兴。以刑法修正为例，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刑法需要通过修正的方式应对实践中的新兴挑战。这条线索提供了一个划分不同理论阶段的可靠标准，同时也为解决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困境创造新的可能。当前全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在面对这种紧急状态时，应当如何从法理学视角反思紧急状态下的法治实践，也是一项重大的考验。
第二，就内容而言，法律的正当与否来自法律与共同善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前两个时代的法理概念的凝结之后，在这个时代，法理能够以一种独立的理论姿态被提炼出来。
⑤参见钱继磊：《试论法理作为法理学的元范畴——一种法理学学科的维度》，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3期，第111-123页。泛法理时代以法律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关于法律之本质的一些命题，但仍未揭示法律本质的内在结构。
⑩ 其次，前法理时代的法律学说是政治理论或道德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关于法律的很多主张实际上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原理的组成部分。而不必受限于特定的参与者立场。